包容与发展: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研究|付达杰 唐 琳

二、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可行性

在数字乡村发展和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中，职业教育同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存在深度的耦合关系。既有国家战略上的政策契合，又有供给与需求上的适配，还有现实条件的支持。可以说，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既是应然之举，亦是必然选择。

（一）战略契合

近年来，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成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服务乡村振兴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强调“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要“支持办好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鼓励更多农民、返乡农民工接受职业教育”。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则进一步指出，“国家采取措施，支持举办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培养高素质乡村振兴人才。”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2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特别提出“全方位提升学校数字教育教学水平，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显然，在数字乡村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百万扩招后农民已经成为高职院校的生源构成和重要主体，参与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已成为职业教育践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应然之举和必然选择。此外，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当前我国教育重要的战略部署，教育部职成司陈子季司长强调，职业教育数字化要“拓展应用场景，坚持需求导向，根据社会公众使用需要，开发新的应用模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更高效的应用服务。”[2]故而面向农村开展数字服务，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亦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二）供需适配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坚持面向人人、面向实践、面向市场。从供需层面讲，职业教育是能够提供满足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需求的教育。一是基于技能教育的师资供需适配。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关键在于对数字技术应用操作与实践能力的培养。长期以来，缺乏专业师资是制约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向来注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师以教授技术技能为主，兼顾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十分适切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要求。二是基于教学实践中的课程供需适配。数字获取、制作、使用、互动等是当前职业院校信息素养、计算机基础、信息安全等相关课程的重要内容，换句话说，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其相关课程、教材以及配套的教学资源，能够在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中得以应用。三是基于学情特征的策略供需适配。当职业教育参与到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中，本质上是教育对象从学生转向农民。显然，扩招之后，农民已经成为高职院校的重要生源，其相应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方案必然要考量农民学习基础、学习时间、学习条件等学情特征，这使得职业教育在观照农民类群及其学情特征方面较之于普通教育具有先天优势。

（三）条件可行

一是技术条件充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提质加速，为农村共享数字教育资源创造了条件。大数据、人工智能、5G、元宇宙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兴起，促使职业院校智慧校园建设、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虚拟仿真实训等数字化教学应用扩容升级，特别是国家智慧职教平台的启用，形成了集资源与数据、教育与治理、应用与服务为一体的职教数字生态圈，让规模化的个性化精准教育成为现实，为职业教育助力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职业院校参与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在技术实践上已无障碍。二是参与动力充足。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评价职业院校不再局限于常规的人才培养与教育教学，技术研发、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亦是衡量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其中，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培训规模与效益，已纳入“双高”计划等重大职教项目绩效评估之中，成为职业院校争相发力的要务。职业院校参与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是夯实办学实力、推进重大职教改革项目的重要途径。此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加大职业培训、服务区域和行业的评价权重，将承担职业培训情况作为核定职业学校教师绩效工资总量的重要依据”，并强调要将“社会实践”等计入教师工作量，这将为职业教育投身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提供充分的激励。

三、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实践路径

（一）加强数字素养与技能教育课程建设与资源开发

无论是课堂教学还是社会培训，课程是最核心的要素。尽管当前职业院校已有的诸如信息素养、计算机应用基础、信息安全等课程，涵盖了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的一部分内容，但将其直接应用到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尚不完全适切。职业院校需开发专门针对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教育课程及其配套资源，梳理并确立合适的课程理念、目标、材料、形态、时态、节奏、体例和资源，实现社会需求与课程设计、学员需求与课程供给、教师保障与课程品质、学校特色与课程体系的协调统一。[3]一方面，加大学情调研力度，深入挖掘不同类群农民的学习偏好、学习条件等学情特征，如课程设置偏好、授课形式偏好、文化程度、数字素养与技能基础、数字终端配置情况等。在此基础上，强化标准体系建设，构建课程体系，生成课程目标，形成课程及其教学标准，进而推进教材开发，依据课程教学标准，开发专门教材，遴选培育相应的师资，拓展相应的实训室功能，探索职业院校乡村实训基地建设。另一方面，推进数字资源与线上课程建设，充分发挥国家智慧职教平台优势，整合相应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及相关数字教学资源，形成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数字资源包，同时开发远程咨询与指导系统，保障数字资源精准供给与有效应用。值得注意的是，适应性是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内在逻辑自洽的需要，是其理念、行为、结果变化的内核。[4]课程建设与资源开发，是一个持续改进、螺旋迭代的过程。教师在培育实践中，需根据农民实际的学习节奏和掌握情况，进行相应的调适，同时结合不同类群农民的学情差异性，通过分层进阶优化课程知识技能体系，以增强课程的适应性。

（二）强化数字乡村发展服务实践与绩效评价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是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的重点领域，也是教育主管部门考核评价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的重要绩效点。《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面向数字乡村发展部署了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升级行动”等八项数字行动，《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部署了十个方面的30项重点任务，其中“加强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开展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组织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农村人口的数字素养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成为重要内容。无论是哪一类行动和任务，其实践主体必定是农民自身，因此，农民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是切实推进各项行动生效的基础。而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是在各项数字行动和重点任务的实践中得以实现的。因此，职业院校应以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为支点，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与特色，全面渗透参与到各项数字乡村行动实践与重点任务之中，并在服务实践中洞悉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所需、所缺、所用，并以此作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课程开发的重要依据，优化课程及其配套资源的开发，反哺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与此同时，需将农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以及相应的数字乡村发展服务实践，纳入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评价及其内部绩效考核体系，以形成持续的培育动力。譬如对于参与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培训的相关专业教师，给予一定的绩效奖励或计入教师工作量。在国家、省级“双高”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中，将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培训作为重要的验收加分项等。

（三）构建跨界合作的多元协同培育体系

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事关数字乡村各领域实践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驱动数字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能动性因素。[5]2021年11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要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公平一致、可持续、有韧性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主体。推进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需跨界合作、多元协同，调动各领域的积极参与。一是夯实校内跨部门合作机制。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看似只是相关的课程教学，落实到某个二级院系或者某个教研室即可，实际上相关课程教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学校现有教育资源，涉及师资和技术配备、图书文献、场地与经费的分配等，因此二级院系、财务、教务、人事、图书馆等多个部门协同参与必不可少。二是校外的多元主体合作。包括政府在政策法规和经费上的支持、各乡镇村等基层组织在培育实践活动中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等方面的支持，企业在技术上的支持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三是跨界联合行动。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不仅难以一蹴而就，而且是一个长远的常态化行动，其中农村中小学以及各地公共图书馆可以发挥日常培训功能。职业院校可以与农村中小学合作，建立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教学点，结合大中院校“三下乡”活动，开展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一直是推进公民数字素养教育的重要阵地。职业院校可以基于本校图书馆的数字素养教育职能，联合公共图书馆或村级图书室，开展日常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教育。

（四）加大经费投入推出各级各类重大专项活动

当前社会对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关注度尚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相关培育工作的开展。立足数字乡村发展行动，加大经费投入，从职业教育层面推出若干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重大专项活动，是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重要途径。一是举办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大赛，可以由教育部门联合网信、农村农业、人社、文化等部门，会同相关数字企业，举办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竞赛，或者将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竞赛纳入相关行业技能竞赛赛项之中，达到以赛促培的目的。二是参照1+X证书制度，针对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开发相应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微证书”，并赋予“微证书”相应的认证价值，譬如获得若干“微证书”的农民可以免试参与高职院校扩招，或对于扩招的农民生源，以证代课，免修相应的课程，以此激励农民参与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三是由政府发起，面向企业、职业院校，遴选建立一批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基地，形成广泛分布的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点，承办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以及相关师资的专题培训，便于农民就近参与。职业院校可将各类培训人次计入社会培训人次，纳入社会服务绩效考核。四是将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融入职业教育提质培优项目之中，遴选建立一批优质的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课程，对于取得良好培养效益的学校，授予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示范校等荣誉称号。通过各级各类重大活动，强化社会各界包括农民自身对其数字素养与技能的认知与认可，保障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的有序开展。

四、反思与展望

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应彰显数字包容，数字乡村发展需要充分考量数字包容，农民作为数字素养与技能相对薄弱的群体，融入数字社会，需要更大的包容与支持。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应充分体现数字包容，在实践中应当关注三点。一是关注有效互动。在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中，不同类群的农民有不同的诉求，其能力、偏好、条件各有不同，故而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互动答疑都是重点。基于问题导向，注重实际需求，是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的关键。二是关注弱势群体，特别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低，子女大多在外务工，基本不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条件，而且他们是网络诈骗、电信诈骗的主要对象。他们不仅需要数字教育，更需要数字救济或者数字帮扶；留守儿童则可能陷入网络游戏、网络诈骗等风险之中，对于留守儿童的数字监管和数字互动亦不可忽视。三是关注岗位技能。数字技术以其特有的资源禀赋优势，推动产业全面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越来越多的岗位职责由原先单一、局部向全面、复合的趋势变化。[6]随着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农民从事的各个工作岗位必然发生变化，关注与岗位适配的数字化技能是保障农民融入数字社会的重要支撑。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重要支撑。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其本质是对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回应。没有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保障，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将无法有效推进。对职业教育来讲，投身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必须从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中寻求支撑。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对职业教育生态的全新重构，将对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生源结构、社会功能等整个职教生态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正如教育部怀进鹏部长所强调的，要大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改变教育生态、学校形态、教学方式，帮助人民适应数字化时代。[7]在职业教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实践中，有赖于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支撑。职业教育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实现数字要素驱动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发展，进而投射到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之中，帮助农民适应数字化时代，助力数字乡村发展，促进数字中国建设。

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乡村发展中，职业教育大有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发展是新时代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赋能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是职业教育助力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职业教育应当借助数字化进程，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并在高质量发展中，集聚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社会培训与文化传承创新优势，反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乡村发展，彰显数字职教特色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