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渗透东北水田农业对中朝农民的影响
(一)中朝农民深受日本侵略势力压迫
日本介入东北水田农业后，不再满足于洼地、草甸等土地，其选择种植水稻之处多为中国农民开发的熟地。日本农场主胜弘贞次郎为开发水田，图谋“按中国典的办法承典”辽中县养猪圈子1000天地(1)中国领土，向“满铁”提出贷款50000日元，而“满铁”经理系主任认为价格“是很便宜的”。胜弘贞次郎后又图谋“以20000日元购买中国人程恩荣所有土地5000余亩”，据调查发现，“该项土地是肥沃的熟地，每天地仅核36日元，极为低廉”。[28](P167-169)1913年，在日本农场主西宫房次郎购买的十处土地中，熟地占七处，荒地仅有三处。[28](P175)可见，日本农场主大量侵夺东北地区已耕熟地，甚至多次因抢夺水田发生流血事件。
“朝鲜移民除了在初期能够自然地获得土地以外，只有鲜裔中国人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29](P190)。不愿入籍无法获得土地的朝鲜移民只能成为佃农，朝鲜移民“百分之九十八为佃农，移居以来一直都靠借贷为生”[29](P203)。日本主要利用低息吸引朝鲜移民抵押水田贷款，待朝鲜移民无钱偿还时，便通过贷款文书收回水田，这成为日本攫取东北水田的主要方式之一。日本人认为“邀请日本内地资本家到中国东北购买土地，将众多朝鲜佃农派到日本地主手下，这不仅是在军事上对朝鲜人的保护救济手段，更是开发经营‘间岛’的最佳措施”[30](P366)。但朝鲜移民并未得到日本的“保护”而获利，反而在同样一家5口人，劳动力2人，耕作3晌地的情况下，耕种水稻的朝鲜佃农收入525日元，支出500.25日元，收支相抵利润仅有24.75日元。而租借水田耕种的中国农民收入483日元，支出393.75日元，收支相抵利润达89.25日元。[31](P68-71)朝鲜佃农实际收益低于中国农民，仅占其收益27.73%，大部分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日常生活皆处于较低水平。从生活费支出来看，在中国东北的朝鲜稻农每人每年仅需50.35日元，而东北农户每人每年则需66日元，在朝鲜的朝鲜农民每人每年需80.79日元。[29](P217)可见，大部分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生活较为贫苦，生活水平低下，被日本农场主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
(二)朝鲜移民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
日本将“南满”划为势力范围后，从国内派遣大量人员进入中国东北。其中，大部分为“满铁”社员和公职人员，仅有少数日本移民从事农业经营。这一时期，日本农业移民为自由移民，“这种自由移入的日本移民极不稳定，来去自由，无长期打算，很难形成日本人口在中国东北的发展”[32](P27)。1925年，“满铁附属地”水田经营者有日本人22人、朝鲜人5人和中国人13人，而“附属地”附近水田经营者有日本人5人、朝鲜人167人和中国人95人。[33](P20-21)可见，“附属地”内经营水田以日本人为主，“附属地”附近经营水田主要以朝鲜人和中国人为主。九一八事变前，日本能够控制的区域较为有限，在利用本国农业移民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将目光转移至朝鲜移民和其在东北各地开辟的水田，企图通过朝鲜移民将触角深入势力范围之外。
根据相关统计“20世纪20年代，黑龙江省全部水田，吉林省延边地区、吉林地区的全部水田和通化地区水田面积85%，辽宁省开原地区水田面积90%、兴京和沈阳地区水田面积85%、抚顺地区水田面积80%、丹东地区水田面积70%”[34]，均由朝鲜移民开发经营，而在中国东北从事水稻种植的朝鲜移民“大都受日本资本团的援助”[35]。可以说，“凡属东北江河流岸地方，日人莫不利用不平等之土地‘商租’及‘满蒙’杂税两条约，唆使亲日派鲜人，四处租地种稻，侵夺我国水田利权”，致使“东三省江河流岸及洼地低田地带，莫不有鲜人种稻足迹，好大水利，辄为日鲜人民夺去”[36]，朝鲜移民已然成为日本殖民经营东北水田的工具。
(三)日本阴谋策划下中朝农民关系恶化
东北种植水稻的获利，也吸引一些中国农民开始开发水田种植水稻，但因缺少种稻经验，只得“与鲜人订立合同令其召集朝鲜农民”，最终致使“华人所得之利益甚少，利权均旁落于鲜侨之手”[37]。东北地方当局担心东北水田开发和经营权被朝鲜移民操纵，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朝鲜移民入境开田种稻。如奉天省颁布训令“今后对韩人入境须进一步严加查考，并以已移住之韩侨，逐以施以管束”，吉林省政府则提出“不得准许鲜人归化、绝对不得予鲜人以土地所有权、伺机收回鲜人已有土地所有权”[29](P1029-1030)等措施，引起日本政府和朝鲜移民强烈不满。1910年，东北地方当局决议驱逐“‘满洲’开放地外之韩人”时，日本政府对此强烈反对，并对东北地方当局提出警告，以“居留韩国仁川及鸭绿江附近的华人”相威胁，要求东北地方当局撤销决议。[38]
日本利用朝鲜移民在中国东北“将来上可增辟水田，面积约计五六十万亩，藉以解决日本内地之粮食问题”[39]。但部分朝鲜移民“由日人‘东拓’会社等处领到资本金后，逐渐扩大种稻农业事务，而为变相拓殖‘走狗’。始则租地种稻，尚付华人租金，继则背约顽抗，设计拖欠，卒则讹诈狡赖，羁地不退”。每当中朝农民发生纠纷时，日本便以“保护朝鲜移民”为借口，“日领警察群起干涉，小则酿成交涉，大则激出命案，此等交涉以三省记之，每年约在千五六百案以上”[36]。1931年，日本为取得万宝山附近水田，利用长农稻田公司经理郝永德招来大批朝鲜移民开田种稻，中国农民对此强烈不满。吉林地方当局多次与之交涉无果，朝鲜移民在日本怂恿下愈发猖獗，甚至日警前来保护种稻，最终中朝农民爆发冲突，“我方乡民，受朝人击伤者颇多”。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交涉难分难解，而“鲜农一百余名，蛮横不服制止命令，继续种田工作”，日本领事馆还“派出警长十余名，保护鲜农”[40](P150)。“万宝山事件”爆发后，在日本挑唆下朝鲜发生多次大规模“排华”事件，中国农民和朝鲜移民矛盾进一步激化。
四、结语
日俄战争后，日本控制“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妄图以此为基地控制东北全境，但长期无法通过直接手段达到目的。朝鲜移民作为东北水田开发主力，在东北多地开辟大片水田，二十世纪初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日本占领朝鲜后，将朝鲜移民冠以“大日本帝国臣民”名份，强行将其拉入推行日本殖民侵略政策的营垒，以朝鲜移民为侵略工具对外扩张，借助朝鲜移民扩大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日本企图利用在东北朝鲜移民开辟的水田作为渗透据点，以此控制东北水田农业，扩张控制区域。朝鲜移民作为日本殖民侵略的受害者，丧失家园后被蓄意驱赶流亡到东北，又在日本阴谋策划下，沦为日本殖民经营东北水田的工具，对东北农业资源造成严重侵害，也给东北农民带来深重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