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邻居阿花，那个外地女人，要开一件理发店，我们村上从来没开过理发店。
我不知道阿花是哪里人，在我有记忆的时候，她就已经嫁到了我们村上，她的丈夫就是家军。他们养育有一个小男孩，阿俊，年岁和我一样，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阿花和我们长得都不一样，在那个小小的乡村里，分辨本地人和外地人并不是一件难事。阿花的皮肤黝黑，单眼皮、吊梢眼，厚厚的嘴唇外围有一圈色素沉淀；下颚的骨骼很突出，容易让人注意不到她的钝角下巴；她笑起来的时候嘴唇能够咧地很开，露出一排呲出来的上牙。但我们村上的大人都说阿花是个好女人，方圆好几里也再找不出一个像她一样这么好的外地女人，尽管她总是顶着一头黄色的头发，头发的质量也因为频繁的染发而变得粗糙。
小小的村子倒是容纳了好几户外地人，村民和他们几乎无甚来往，这一点光从房屋的位置就可以看出来。南方的村落大多依河而建，在那个自来水管还没有接到家家户户的年代，河流和井是村民所有生活用水的来源。但那一排驻在岸堤上，俯身就能看到溪流的房子里，清一色住的都是外地人。村民们都不会选择离河太近的地方，一方面是临河春夏蚊虫太多，另一方面是如果运气不好，碰上来势汹汹又连绵不绝的雨季，还会面临河水泛滥，淹没小半层洋房的威胁。而那些江北人——他们统一被称为江北人，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来自江北——也没有村民关心他们到底来自哪里，他们都更坚韧——换一句话说就是，皮糙肉厚，比本地人更经得起蚊虫的叮咬。生活在河流纵横交错的江南，长江就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唯一的重要坐标，长江以南就是熟知的自已，可能出于对未知的恐惧，陌生的长江以北就成了一片蛮荒之地，上面生活了一群剽悍的人。
而阿花的家，就在岸堤的房子和村落中心的之间的地带。阿花勤劳肯干，除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之外，她还学习了我们这边的农作方式——到了春夏之交太阳正盛，要把潮湿的稻谷翻出来晾晒的时候，她一个女人，能几乎扛下和男人才能扛起的麻袋，沉重的铁锹在这个女人的挥舞下像使用勺子一样轻松。
阿花的丈夫是一个幸运的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村民对他说——讨到了这样一个老婆，你真是走了大运了——好像除了幸运之外，他就没有其他更好的品质了。农村家庭里像他这样年纪的男人多多少少有一些营生，去厂里干活也好去替人家剪兔子毛也好，总有能赚点钱的活计，但是家军唯一的营生——如果那也能算上一种营生的话——就是热衷于收废品，他们洋房门前的走廊堆满了从房子里溢出来的废品——但是他却从来舍不得卖。村里定期就会出现一位踩三轮车来村上收废品旧货的老头，刚开始也是挨家挨户的问，看到家军家那些废品的时候，他两眼放光，合计着自己需要来拉几趟。那个终日闲来无事的男人却总是在这个时候消失不见。收废品的老师傅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和家军进行沟通和交易，但是被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就不再问了。邻居们也好言相劝，但他总是会说，下一次就卖了，下一次。
隔壁邻居建起了新的洋楼，阿俊也快到上学的年纪，阿花觉得日子这样过下去不是个办法。
“我要开个理发店。”阿花突如其来，下了决定。也许计划很久了，只是村里人看不出来。
邻居们都半信半疑，理发店？阿花会理发吗？仔细回想，阿花那些粗硬的头发和她的斜刘海似乎一直保持着合适的长度，阿花的黄色头发也并不是生来就是黄色的，她的发根和我们是一样的黑色，以阿花这样勤俭的作风，更不可能去镇子上的理发店做头发了。
阿花二话不说，第二天凌晨就搭上了开往镇上集市售卖蔬菜的三轮车，去找合适的店面去了。等到上午，阿花从那一辆三轮跳下来，轻描淡写地和她的丈夫家军说了几句自己已经看中了几个铺子，家军和村民都大吃了一惊。
“阿花要是走了，谁照顾阿俊？”
对、对，是呀，家里小孩谁照顾。
“家军，你好好劝劝阿花啊。开店？我们村上谁懂呀。谁知道这里面有什么花头精啊，别给别人骗去了。”
家军倒是从来没有怀疑过阿花赚生活的能力，家军觉得阿花做什么都能成。阿花做什么都能成。
“去镇上开店？这得花上多少钱？”
是啊，去镇上开店，这得花多少钱。但……这也说不好，要弄得好的话阿花应该也能挣不少钱吧。
“这下好了，阿花去了镇上，心思这么收的回来。”
家军有些急了。
“你要不劝劝阿花，这做生意毕竟也不是个小事，但确实是个赚钱的办法。我看答应下来也挺好，稳住她。”
“开个店得花多少钱啊。这事情简单，让她在家里开嘛，家里收拾装潢一下，也不是不能开。我们村上也没个理发店的。在家里开，要是真能赚着钱了，就当她自己的本钱，有了本钱再去镇上嘛。”
家军低沉着脑袋，皱褶眉毛点了点头。
日上三竿、夏日蝉鸣，太阳烘烤大地，孩子们睡在凉席上，外婆们都摇着蒲扇打盹儿。村子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黝黑身影——那个收旧货的老头来了，尽管这一次他没有带喇叭，但那声先浑厚低沉、拖着长长尖锐尾音的刹车是独属于他的三轮车的声响，谁也不会弄错的。远远地听到踏板带动链条的声音，家里的男人们会条件反射地起身，从凉席上坐起来，鬓角的汗顺着下颚滑落到大腿，然后站起来。等他们们走出家门，被正午的太阳晃地短暂失明之后才意识到：还没到日子呢。
戴着草帽穿着拖鞋的男人们在屋头前面站成一排，他们的目光都跟随着三轮车夫瞪着车缓慢前行，挂在肩膀上的白色毛巾发出一圈瓷白色的柔光，像是一场隆重的阅兵仪式。随着金属摩擦，三轮车的横杆已经下拉到空档，车子停在了家军的门前，家门紧闭，门廊上空无一人。
车夫抓住一角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朝着那二层的洋房喊去，“家军——下楼——”。
洋房的偏门打开了，里走出来了一个男人。家军站在家里的门廊前面，背着手，颇有一番凝重的神色。他拉开了那一扇从来也舍不得开的大门——他们家的大厅容纳了各色各样的彩色塑料饮料瓶和瓦楞纸箱，这些没有生命的被遗弃之物才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他的老婆孩子进出都需要走偏门。那天下午，阳光照的晃眼睛，一些带着金属的渔网线毫不保留地反射着光线，塑料瓶的边缘也散发出一圈柔光，一切都闪闪的，包围着家军，像他的战利品，也似他卸下来的铠甲。
两个男人颇有默契地点了点头，收旧货的人从车上下来，一声不吭地开始打包男人身旁的垃圾，家军只是站着，头朝前方，低垂着眼帘，他简直可以去当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门口的石狮子，如果那也可以算是一份职业的话。
收旧货的干活麻利，一麻袋一麻袋地装，称完重量之后又以最合理的方式放进了车内的空间。家军不像他的妻子或者村上任何人那样，在卖掉旧货的时候死死盯着收货的称，有时候甚至再把自己家的称拿出来再称一遍，他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担心自己被占了便宜；他也不关心收货的人的分类方式和给出的价格，他觉得那有辱尊严。物件儿一点点地减少，家军的家也渐渐显露出形状——装修新房的人往往有经验，毛坯房总是看上去比较小，等家具软装都安排好后，空间才会显得宽敞，家军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原来挪出满地溢出来的东西之后，家军的门厅和寻常人家的差不多大。
往返了七八趟之后，收货人习惯性地往屋内更深处走，却被一条胳膊拦了下来——今天就到这吧。收货人也不强求，折回了自己的三轮车，拿出一条粗糙的、半根小臂粗的麻绳，奋力一甩，甩过了车头，再蹲下，把甩过去的绳头从车底下抽出来，打上了结，既固定了车上飘飘摇摇的货，也让车子的中心更稳了。
三轮车调转车头，家军的身子在同时转向了屋内，他走了进去，顺势关上了洋房的大门。留下好几家屋廊前的老老少少，像做了一场短暂的白日梦，大家又嘟嘟嚷嚷地回去，躺在了凉席上。
“爷爷，我午睡做了个梦。我梦到我们村上来了一个将军。又有点像个光杆司令。”
那一车扬长而去的旧货值多少钱，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这笔钱，够阿花在自己家里开上理发店了。三个人造皮垫的座椅、烫头用的热灯，风风火火地被搬进了女人的家，她甚至像镇上才有的阵仗那样，弄到了几块全身镜，在镜子的边缘装模作样地安了一圈并不会发光的白织灯泡。等一切尘埃落定，阿花站在旋转皮椅的背后，一只手拍打在椅背边缘，先是环视了一下这个空间，她的目光落在每一个美发用具上，确保它们都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然后又扫视了一遍这个偏房，原本陈旧的土坯房现在已然有了现代的气息。阿花怔怔地看了一点镜子里面的自己，黄色的剪碎的头发被整齐的盘在脑后，原来自己的模样和清晨在洗手间木头镜柜上面的那个女人那么不一样，脸上的线条更加利落一些，面向也更凶一些。她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老房子里稻谷和泥土的气息涌入鼻腔，阿花感觉到有些愤怒。她让这一口空气在自己的肺里停了很久，才吐出了这一口气，她想着，这里以后只会有洗发水儿、发胶的香精味儿。在十几平米的屋子内转了两三圈，阿花还是觉得不尽兴，她跑出屋子，想知道从屋子外面看里面是怎么样的。她站定身子，转过去，通过那一扇小小的偏门望见自己的理发店——黄色的灯光那么温暖，和别人的房子都不一样。左看右看，女人还是不满意——只打开偏门太小了，看不全自己的理发店。她几个箭步走到门廊前面，把乡下房子那扇不常开的门用力推开了，之后又跑远去，看着自己的理发店，痴痴地笑——幸福像潮水涌入阿花的身体，变成泪水，从阿花的眼角里慢慢溢了出来。
阿花想先找几个人练练手，丈夫和儿子便打了头阵。阿花学着那些杂志里的样子，给家军剪了一个时髦的男士发型——两边鬓角的头发被剃的很短，中间的头发反而蓄意留长，被阿花烫了一点向斜后方倾斜的弧度，并且用摩丝固定，不怕风吹。
阿俊顶着自己竖起的头发，走出门去，像立起来的鸡冠。农村人并不在意，这个发型把人衬的更洋气了、或者更精神了，重要的是发型本身，是不是新奇的、是不是时髦的，是不是和某个电视海报上的明星一下，是不是他们难得去镇上的时候见过的。
阿花一路走，遇到的都是瞪着圆眼睛、哑口无言的人，家军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此时此刻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发型、一缕摩丝，忘记了自己的存在。要是以后都这么活在世界上，就好了。
家军走开一阵之后，那些人才回过神来：阿花还真有两把刷子。
阿花家的隔壁的李奶奶自告奋勇当了阿花第一个女顾客，她的诉求很简单：把自己的头发修修短就行了。剪刀利落地滑过发梢，奶奶起身，把五元纸钞塞到了阿花围裙的前兜里，那件做饭穿的围裙，阿花特意没有穿碎花款式的，而是深色的纯色样式。李奶奶没有说一句话，甚至没有好好地照照镜子，只是这样，要走出理发店。阿花急忙拦下了奶奶：这钱不能要，说好了是让我练手的。两个女人在店里争执不下，李奶奶比阿花矮上了半个头，争吵的时候很难显示出凶狠的样子。旧旧的五元纸币在胖胖的粗糙的手指和细长手指之间来回，最终被握在了阿花的掌心里，不，也是两个人的掌心。那双粗糙、年长一些的手指，抱住了阿花的手，四只手重重叠叠，像一朵玫瑰花。她们四目相对，阿花败下阵来，好吧。这时李奶奶才看着镜子，望着自己，夸阿花的手艺真是太棒了，然后拍了拍她，放心地走出了门外。
接下来这几天阿花的理发店可以说是门庭若市，来做头发的熟人络绎不绝：一起去试试阿花的手艺——为平静的乡村生活增加了一个新鲜的由头。村上兴起了一阵时尚风潮，乡间田野里多了许多蓬松的厚刘海，男人们的短发变着花样地立在天上。但是没过一阵子，村里又恢复平静了——刘海太碍事，盘起来算了，舍不得洗掉摩丝的男人们的头发会变地脏污不堪。阿花起初还会劝那些已经长出一截黑色发根的人来染头发吧，但她得到最多的答复是，等我结婚，再来请你做头发。新鲜劲过去了，阿花的理发店也冷落了下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村上的人还是太少了，要想每天都有生意做，还得吸引到更多的顾客。说干就干，阿花拿了几个家军摞起来的瓦楞纸板，把它们裁剪成整齐的方块，用黑色的记号笔在上面写：理发店，剪头5元，染发50。还缺了点什么，理发店少个名字。她在理发店前面加上了“磨登”两个字，这是她学的新词儿。阿花挎着自己写的纸板，让家军开摩托车载上她。阿花在通往村落的公路上，每隔五十米就插上自己的“广告”。“阿花，这个店名是有了，可是谁能知道我们家的位置在哪啊？”阿花说这好吧，于是她在广告牌上画上了剪头，公路上的广告牌都连在一起，指向自己家的方向。仿佛这样还不够，她总疑心别人看不清，于是来来回回地让家军开了好几趟，用记号笔在肩头上划了又划，直到它们和眉毛一样粗。
阿花就在家里等啊等，好几天没有生意，店里出现了一个谁也没见过的陌生面孔。他问，这里是理发店吗？阿花兴奋问他怎么知道这里有理发店的，“我是跟着路边的纸板一路过来的，到这就断了。”
这位客人不知道他对这一间小小的理发店意味着什么，阿花看见他，以为是看见了外面的整个世界，她和世界有了关系，并不是这个顾客带来的。她相信自己一直和外面有着联系，通过那些她种在路边硬纸板上的箭头。顾客的出现证实了她的想法，外面的人和事，和她有关，并且会回应她。
阿花怀着这样的希望，又殷切地盼望了几天。夏日午后，她坐在自己的旋转椅子上看着门口放零钱的铁罐发呆。铝制铁罐内壁发射的刺眼光泽慢慢消失，黯淡了下来。门外刮起了风，乌云密布，天色暗沉。阿花才反应过来，糟糕！
她马上喊了家军下来，可是已经太迟了。阿花不断催促阿俊开得再快一点。雷暴带来豆大的雨点，很快就打湿了摩托车上的两个人。阿俊开一段路，阿花就会下车收起自己的广告牌，可是他们再快，也来不及收走它们——还插在地里的瓦楞纸已经被雨水打烂，凄惨地躺在路边；阿花怀里的瓦楞纸，上面的字迹也因为和衣服的摩擦而变得模糊难以辨认。
家军什么也没说，就是开着车。但是很快，阿花也坚持不下去了，摩托车一路行驶，阿花祈求，停、停。摩托车停在路边，阿花没有去捡她身边的那一块牌子，她只是下了车，泪流满面。她有气无力地走了两部，然后蹲倒在路边，脸朝着天，嚎啕大哭起来，广告牌散落一地、稍微撕扯就会变成纸浆。雨水浸湿了阿花的头发，从发梢流向地面。家军也从车上下来，陪阿花一起蹲在了路边，什么也没说。雨水呛到了阿花，阿花的哭声里有夹杂了喘不过气的咳嗽，红色的摩托停在那里，让一切显得更加悲惨。
暴雨过后，雨过天晴。阿花的眼泪流干了，抱回了一叠浸湿的纸板，随意地扔在了门口，关上了理发店的门。太阳很快就晒干了纸板，它们粘连在一起，变得皱皱巴巴，只是阿花家的侧门，再也没有打开过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搬到了镇上去生活，阿花她们家是为数不多的仍然留在乡村生活的家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过的怎么样了，好像一切都在变好，也理应如此。
再一次听到她们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孩子离家出走了。家军找了一个姘头，阿花毅然独身离开了那个家庭，没有带上自己的儿子。
阿花深谙那一套折衷的道理和村民妥协的机制，如果自己只是想要开一家理发店的话，她什么也不会得到；但是，如果她表现出更大的野心，她能够如愿在家里开一间理发店。说到底阿花觉得自己是不够勇敢，她舍不得离开她的阿俊，更没有办法想象家军离开了她该怎样生活下去。
实际上，那些江北人，他们的皮肤并没有我们更厚，他们也并不愚笨。也许当他们选择渡过长江，来到南岸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忍耐的准备。面对那些像不定时炸弹一样的洪水泛滥——他们也只是把裤子挽到膝盖上，依然坐在长板凳上，端着饭碗，围着八仙桌，等到洪水自然地离开，留下一地的污泥。
阿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回了家，还是为自己找了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她走了，为我们小小的村子留下了一个残缺的男人，一个失去母亲的幼童和一地的废旧塑料瓶。
年轻的村民走了出去，也带走了有迹可循的乡村生活。只留下无知的孩子、无力的老人和野蛮的异乡客。
回乡奔赴酒席的时候，我偶尔能见上家军几面，人们和他打上照面，失去了幸运之后，也只剩下无话可说。印象中最后一次见到他，他躺在农村老式的木质沙发上，双脚粗鲁地架在茶几上，一只手半环抱着他的姘头，两人一起看着一部手机咯咯地笑。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阿花，那个漂亮勤劳黄色头发的外地女人，我希望她能在什么地方，盘下了一家自己的理发店，永远留着时兴的发型，拿着剪刀乐呵呵地对着顾客。阿花不必再担心下雨天，夜深了，她只需要关掉那些红蓝塑料灯牌的开关，拉上卷帘门，走在回家的路上，钥匙串发出清脆的响声。
